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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文学集团研究
- 作者： 沈芳序 来源：静宜大学 年份：2018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张爱玲 《中国时报》 朱西甯 《联合报》 乡土文学论战 三三文学集团 胡兰成
- 描述：三三文學集團,張愛玲,胡蘭成,朱西甯,《《聯合報》,《中國時報》,鄉土文學論戰 創刊於一九七七年的《三三集刊》至一九八一年間，共出版了二十八輯雜誌，原先有意取長江黃河之義，作「江河」，後才改作「三三」。而其「三三」之名從何而來，又有何意涵？在創刊時，就有了解釋： 您若認為『三三』縱排出乾卦，橫排出坤卦，也好 您若認為『三三』嚮往中國文學傳統的「興比賦」，也好 您若認為『三三』想要三達德，也好 或者 您若認為『三三』說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故事，也好 您若認為『三三』說的『三位一體』真神的故事，也好 您若認為『三三』說的『三民主義』真理的故事，也好 也許 您若認為『三三』就只是那樣一個『三三』，也好 從這些說法裡，我們可將《三三集刊》視為一帶中國傳統儒士色彩，並融有基督宗教思想和民族主義愛國堅持的團體刊物，而「三三」的意涵當然也被視作「三三文學集團」用來凝聚彼此的「信念」。其間參與編寫《三三集刊》者涵括了當今文壇的重要寫手，如朱天文、朱天心、楊照、林燿德等人，都曾於此留下青澀足跡。 七○年代的台灣，政治上面臨了保釣運動、中日斷交、中美斷交、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在如此動盪多變的社會中，這群想以三千個士匡救中國的青年學子，於胡蘭成、朱西甯的帶領下，加上張愛玲的私淑影響，以一股單純近乎天真的民族主義信念創作，並用自己的方式將文學「介入」社會，如組織合唱團、舉辦校園座談等。因此不論從質、量或日後作家群的成就言，「三三文學集團」都是不容忽視的存在。 誕生於《三三集刊》的作家群，最被一再提及地就是張愛玲(1920~1995)系譜的傳承，與胡蘭成(1907~1981)的點撥，朱西甯(1927~1998)的帶領。第二章將討論形成「三三文學集團」精神與現實的這三人。張愛玲部份，三三作家除了被劃入張派作家外，筆者認為莊宜文的「三三誤讀張愛玲」說法，值得進一步加以闡釋，「誤讀」驗證在張愛玲的世故與三三的故作世故、張愛玲的政治冷感與三三的胸懷大志間的種種「矛盾」，而三三之所以會「選擇」張愛玲，筆者認為除了家學(「爺爺」胡蘭成與父親朱西甯的喜愛)外，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兩者間都顯出一股於時代逐漸隔離的「邊緣性」。張愛玲巔峰之作大多於當時陷日的上海完成，在整個大中國為抗戰而顯得生死存亡之際，張氏筆下倒是與「社會政治現實」保持了相當距離，自行演譯屬於她觀察出的「人生現實」，男女歡愛的權力算計絕不比烽火連天的戰爭遜色，但對比於當時大環境以五四運動所帶起的風潮為「正統」看，張愛玲無疑是自覺性地自我邊緣化。 三三基本立場與政治信仰雖與當時國民黨相近，但其間倒也不該是一句「政治正確」就可帶過。他們在文中口乾舌躁說了又說的理想抱負，其實抵不過當時回歸台灣本土關懷的發展，因此《三三集刊》的存在，毋寧更像是一面臨「邊緣化」的文學社團，心有不甘做出的「掙扎」產物，一種自身價值即將被取代的「焦慮」展現；因此他們需要時時賦與自身「正統」。筆者認為張愛玲與三三文學集團所處的時代「邊緣性」，方才是兩者間最大的引力所在。而朱天文在九○年代出版的《花憶前身》裡，亦曾對當年的這些文學因緣，做了相當程度的回顧，細數胡蘭成與朱家、三三間的交遊，文中時時可見胡蘭成學說之於朱天文的意義，對比於集刊中大量介紹的胡蘭成學說，亦顯出胡說之於三三作家群「前世今生」的龐大影響。而較於張、胡兩人帶有傳奇色彩的地位，朱西甯於三三的影響是實質且更為生活化的，他像是三三大觀園的「供養者」，以文學前輩之姿，引領指導這群三三少年。所以回溯張愛玲、胡蘭成、朱西甯對《三三集刊》及「三三文學集團」的影響，是本論文第二章之架構。 三三既為一文學性社團，自當有因群聚而生的「集團性」，於第三章中，筆者就閱讀集刊所得，分別從集團組織、創作動機、文體、文風四方面，歸納出三三所舉辦過之活動，擬陰性聲腔下的陽性思想，吟詠山川日月的「天氣報告體」、張愛玲風格之延續，為其集團性。第一節中將簡介集團除刊物外，尚舉辦過的活動與組織。第二節中的「擬陰性聲腔下的陽性思想」，立論於三三人筆下雖多寫男女情愛，但其實心中真正記掛的卻是家國「大業」，且就胡蘭成學說影響，遠較三三於張愛玲筆法上的「皮相」模仿為大觀之，三三文學集團真正的訴求當為家國論述而非表面所書寫的小兒女情愛而已。第三節則指出，「天氣報告體」批露的其實是書寫此類文章的三三人，自我封閉於想像空間或沉浸於少年多愁易感情懷的「困境」，眼前所見的日月山川，指涉的往往是未曾謀面的「中國」，這種以近思遠的文體除了是三三人「在場的不在場」(此指其眼見的明明是台灣風土，比附的卻常是大陸山水言)位置外，還牽涉了其「中國」何指的矛盾。第四節再論張愛玲對三三的影響，除了第二章中的文學因緣外，尚有文字的造詞用法乃至人情世故的態度傳承，筆者認為當時最神似張氏的，首推集刊成員袁瓊瓊。此為論文第三章之議題分佈。 第四章則論及，當時開始於文壇展露頭角的三三作家群，在《聯合報》和《中國時報》兩大報中，發表作品與獲得文學獎；其中值得觀察的是，文學獎的評審，有部份是其父執輩作家，以民國六十五年的《聯合報》小說獎為例，共有朱西甯、林海音、林懷民、尉天驄、彭歌、顏元叔、駱學良七位評審，當屆文學獎得主於同年的九月十六日公佈，上榜者共十四名(第一獎從缺；第二獎：丁亞民＜冬祭＞、蔣曉雲＜掉傘天＞；第三獎：黃文鴻＜況情＞、朱天文＜喬太守新記＞；佳作：七等生＜大榕樹＞、馬叔禮＜四秒鐘＞、蔣家語＜關山今夜月＞、小赫＜功在杏林＞、千華＜生日蛋糕＞、鄭清文＜故里人歸＞、朱天心＜天涼好個秋＞、黃鳳櫻＜小喇叭手＞、蔡士迅＜凶煞＞、曾台生＜我愛博士＞) ；其中朱天文與朱天心在其父朱西甯任評審下獲獎，此現象雖非舞弊(從日後朱氏姐妹的文學成就，應可證明朱西甯的選才眼光)，卻值得從文學家庭的生成，與文壇的權力掌握乃至「典範」的發生討論之，因此筆者從七○年代始創的兩大報文學獎，來觀察三三作家群在當時參與文壇的程度 ，並試圖從兩大報評審結構與徵獎訴求，探討「三三文學集團」與主流文壇勢力的結合。此外，由馬來西亞來台僑生組成的神州社，是最常被拿來與三三相提並論的文學社團，其間的同與異，筆者將以一節的篇幅探討。 第五章，在七○年代的台灣文學史上，鄉土文學論戰的這個言說場域，三三群士亦未缺席，不管是被迫應戰或只是聲明為文學而文學的理想 ，這群青年作家們展現了某種理念，這當是值得深究的一個論題。當年他們的堅持對比於現今，有些作家早已「轉向」、有些作家自諷當年的「政治不正確」，但我們要問：為什麼在那時，會有這樣一群知識份子，如此看待鄉土文學？他們當時的「信仰」是什麼?七○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是一關鍵在於「鄉土」何指的各自表述論爭。以中國文化正統自居的三三文學集團，自也未能免於這場意識型態的衝撞，集團鮮明的背景和文化信仰，也為他們標出了論戰中所處的位置，故筆者選擇以一九七七至一九八一年間所出版的二十八輯《三三集刊》為文本，試圖深究三三文學集團，除了當年朱西甯曾就「民族文化的忠誠度和精純度」 來質疑鄉土文藝外，可有其他的見解？以及三三文學集團自解的「鄉土」定義又和其所反對的「偽鄉土文學」間的落差為何？ 於是在論述的過程，我們可得出三三文學集團對鄉土文學的態度有以下幾點：一、先將所謂的鄉土文學分為真/偽，而其分別標準多以「愛政府與否」為主。接著，揭露政府偏頗處或描寫社會黑暗面的作品，就被三三歸為可能有顛覆政府的「野心」，遂貼上「工農兵文藝」的標誌，且有與中共唱和的嫌疑。二、就文藝美學的層面上，提倡更接近人性，「好的反共文學」(如張愛玲的《秧歌》、《赤地之戀》，凌耿的《天讎》)，反對制式的反共八股。但就三三文學集團推為反共佳作的這三本書看，其「下場」不是未獲當局重視，就是《天讎》的不得再版，於此就顯出三三文學集團與當時的文藝政策間也有所矛盾與縫隙。三、提出所有有「土性」的文學，皆為鄉土文學，所以消解了「鄉土文學」意義的特殊性，並且試圖將鄉愁文學、反共文學置入「鄉土文學」的範疇內。而在如此定義下，鄉土文學可能會成為三三文學集團所解釋的，普遍而無特殊性的「鄉土」。 此外，三三文學集團於鄉土文學論戰中的位置到底為何？筆者以中國民族主義(此文中即以三三文學集團為例)、現代主義派和鄉土文學派為論爭場域內的三方，一一討論彼此間的權力拉鋸。最後筆者認為在論爭中，位於中國邊陲的台灣，其實身處的是一種「異境」的角色，或者說在地理位置上是中國邊境的台灣，於歷史時間上是被排除在外的「異境」，它存在卻無從於中國歷史內被正視言說，於是，「鄉土」就成了一種想像的「異質空間」。 結論部份，在相關討論與資料呈現後，希望能將「三三文學集團」於七○年代的台灣文學史位置標出，並且在附錄部份加上《三三集刊》重要作家朱天心訪問稿，讓他們帶領讀者重回三三青春多美好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