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本論文試圖重新思考外文學門（尤以英美文學為主）在台灣的知識狀況，以複雜化一般對「外文系」的平面認識：一方面被簡化成訓練英語的工具化科系，另一方面則常被批評為西方文化與文學的代理人。為了歷史化並問題化「外文系」，本論文以發生於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五年間，由朱立民教授與顏元叔教授主導之台大外文系「朱顏改」為分析對象，不只因為「朱顏改」是當今外文系之知識形構基礎，更因其顯影出外文系內部如何隨著客觀政治條件而調整自身。一九六Ｏ年代，因著美國政治文化勢力於台灣之佈局，「朱顏改」顯示了台大外文系如何以美國大學英文系作為自身的（唯一）參照對象；至一九七Ｏ年代初期，當中華民國政府國際地位備受威脅，「朱顏改」隨之（偶然地）改變策略，在外文系課程中加重中國古典文學比例，遂促成比較文學研究在台灣的興起。本論文以朱立民教授對比較文學研究在台灣之描述：「我們只有中國與西方」，進一步指出「中國 vs. 西方」之二元對立結構，作用於、且架構了外文系的知識生產。在此結構中，「我們卅中國」只看見「我們」以及值得參照之對象：「西方」；於是，無論是一九六Ｏ年代仿效美國大學英文系，或一九七Ｏ年代重視中國傳統文化與文學，皆落入此同一結構中。換句話說，因著客觀條件轉變，儘管「朱顏改」前期看似「崇洋媚外」而後期看似「愛國心切」，實則於「中國 vs. 西方」之結構中辯證地合而為一。為脈絡化此「中西對立」結構，本論文以兩個歷史時刻──一九九Ｏ年代台灣外文系當時的知識生產與一九四Ｏ年代中國的新文學概念──作為切入點，期能以歷史化作為方法，指出外文系知識狀況由來已久的問題，更提示中西二元對立結構如何系統地構築了當今知識狀況，致使「我們」的參照對象總是指向「西方」以便向之學習並與之抗衡。最後，本論文以聞一多於一九四Ｏ年代企圖超越「中西對立」的論述為思想資源，試圖再啟動重新思考──甚或重構──外文系與文學研究的契機與空間。